许多铜质制品在自然条件下（或人为干预下），其表面会全部或局部形成一层绿色的锈,即铜绿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使用了许多铜制品，如饮用水配水系统中的铜水管、铜火锅、铜茶壶、铜酒壶、铜门等，在其使用过程中其内外表面也可能产生铜绿，不仅影响其表观，也使人们认为可能会释放大量铜，引起中毒，对其能否继续使用产生怀疑。为了认识铜绿的释放规律，掌握铜器具在饮食环境中的使用特殊性，本实验室较系统地铜器具，特别是附着了铜绿的铜器具在各种饮食环境中的铜释放
     铜水管内壁的铜绿与铜溶出实验    以南京市使用十年的自来水配水铜管为研究对象，发现其内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淡绿色附着物，仪器表征确认其主要成分为a-SiO2、CaCO3和Cu2O等,这说明铜自来水管内壁铜以Cu2O形式缓慢释放，并与饮用水中的微量颗粒物SiO2、CaCO3等形成沉积物附着于铜管内壁。
    对比试验发现：当使用铜管时，水中溶解性铜与总铜的浓度可增加五成——三、四倍多，明显高于镀锌水管，这表明经铜管给水能为饮用者提供较多的铜。测得的总铜浓度的最大值仅为40.08mg/L，仍远低于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(GB 5749-85)所规定的限值 （铜1.0mg/L）与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的饮用水水质标准（铜2.0mg/L），也就是说，铜管的铜溶出量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同时还发现，铜管使用时间越长，释放的铜量逐渐减缓。而水停留时间的延长，溶液中总铜的释放量增加。pH越低，溶液中总铜的释放也越多，中国自来水的pH一般在7～8之间，在此条件下铜水管中铜溶出甚少，饮用水中铜是安全的。当然，在饮用水取自铜水管时，应避免使用停留时间过长的水。
    铜锅中的铜溶出实验   实验表明：铜锅中铜溶出量随着NaCl含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大，在NaCl含量约为2.5g/L时铜的释放量达最大，表明在初始随NaCl含量增加，铜腐蚀速度加快，而随着NaCl含量的进一步增加，腐蚀速度反而降低了，这可能是铜的表面被钝化了。铜合金锅中溶解性铜释放显著低于紫铜锅；而固着铜绿的铜锅中铜的释放比新铜锅易于释放铜离子(约为1倍)，温度升高也会促进铜的溶出。各种有机酸（如醋酸）对铜锅中铜的释放有着明显的影响，一般来说是加速铜的释放)。因此，对于使用铜锅，无锈的紫铜锅与合金锅的铜释放量一般都在水质卫生标准值之内，对于有锈的合金铜锅仍可使用，而有锈的紫铜锅使用应小心，不宜高温蒸煮时间过长。合金铜锅更适合于烹调和盛放含有NaCl食物或溶液。
    铜茶壶中的铜溶出实验   茶叶对铜茶壶中铜的释放影响研究表明：在少量茶叶时溶解性铜随着水体中茶叶量的加大而增大，表明了茶叶中释放的有机物显著提高铜腐蚀副产物的释放；而当茶叶量继续增加时，茶水中铜的含量反而有所降低减少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溶解性铜溶出量也逐渐增大，在茶叶(绿茶)量4g/L的条件下，溶解性铜为0.94mg/L。对于黄铜茶壶铜的最大释放量明显低于紫铜茶壶。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，溶解性铜浓度显著增加，但仍低于WHO所规定的饮用水总铜含量标准（2 mg/L），由于中国人饮茶主要是饮用上层茶水，即溶解态的物质，不会饮用沉淀于茶杯底部的沉淀物，因此，在用铜壶泡茶溶出的铜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。茶水溶液对铜绿溶出影响的实验结果显示，铜绿在茶水溶液中溶解性铜的释放远高于纯铜片在茶水中铜的释放，增加约4倍，这也说明有铜绿形成的铜茶壶是不适合浸泡茶叶或盛放茶水。
    铜在白酒中的溶出实验    铜酒壶与铜酒杯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使用历史，研究铜酒壶中铜的释放试验表明：随着停留时间的延长，铜的溶出量增大，且随温度的升高，铜溶出量增大更明显。在40℃和停留时间为4h条件下，铜最大溶出量为0.83mg/L，但明显低于WHO所规定的饮用水总铜含量标准。可见，使用铜壶盛酒时，铜溶出量微量，在安全性方面没有问题，也不会影响酒的品质。固着铜绿的溶解性铜释放量研究表明：固着铜绿在酒中释放的溶解性铜远高于新铜质，所以不宜用生了铜绿的酒壶来温酒；而未腐蚀的铜酒器的铜释放很少，可以存放白酒或温酒。
    模拟汗液中铜的腐蚀行为    铜及其合金首饰是人们常佩带的装饰，铜及铜绿是否会引起皮肤过敏，或重金属污染也是人们时常疑惑的问题。本实验室研究纯铜与铜绿在汗液中的腐蚀速率以期认识其释放规律。 研究结果表明：在模拟汗液中铜的腐蚀速率是与浸泡时间有关，初期溶解性铜的释放较快，腐蚀速率随浸泡时间的延长而下降。经过10天的浸泡，铜的腐蚀速率可达到每天100 mg/cm2，可推知铜在汗液中释放出较多的溶解性铜。因此，在夏天汗液较多时，佩带铜首饰应注意皮肤过敏。固着铜绿在汗液中铜释放量与铜片的释放相当，这也说明有铜锈的首饰仍然可以佩带。
  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，日常生活中的铜器溶出的铜是甚微的，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，而可能有利于获取我们健康所需要的铜。带有铜绿的饮具仍可用于蒸煮，但对一些极端情况下应注意其铜的过量释放.
   本研究工作得到国际铜业协会项目“铜绿的环境与人体健康的生态风险评价”资助，得到国际铜业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邱宏先生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忠心地感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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